福柯曾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
然而，权力在哪？容易被指认的权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在我们的欢呼声中掌控了我们而又无所不在的、以匿名方式强加于我们的权力。
当下，3亿多台电视机分享着11亿中国观众的余暇，中国电视业已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力量彼此交锋的舞台。当不同的权力话语处于共谋状态时，亿万观众便松开了反抗的拳头，“在快乐中沉没”。于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透过可见的电视解读不可见的权力、拆解影像与权力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引起许多电视学者的研究兴趣。近年来在我国文化研究领域极为活跃、并且颇有建树的天津社科院出版社义不容辞地担当了为这一研究提供西方理论支持与参照的重任，于今年10月推出了《电视与权力》（《先锋译丛》第二辑）。
中国电视进入膨胀式发展以来，理论发展成为瓶颈，一度出现研究者活跃而理论缺失、荧屏喧嚣而学界沉寂的尴尬局面。哗众取宠的批评充斥报章，不少学者忙于为名利双收的电视人进行经验总结，带有学理性的西方著述的译介成为冷门，少数掌握了研究资源的高级学者一味追新，断章取义地套用西方理论，用于包装自己的论述。然而由于中西方电视的不同步发展及电视语境的迥异，使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一扎根中国的土地就滋生出一团团乱麻，形成误导甚至对某些电视实践造成羁绊。此时，对于拥有话语资源优势的理论译介者来说，选择什么样的译介对象成为衡量学术洞见力甚至学术良心的重要标准。
作为《先锋译丛》的一部分，《电视与权力》的意义并不在于刻意求新，兜售极端边缘、超脱实践的西方先锋理论，而是经典文献与最新成果结合，以相对系统的阐释为即将到来的电视学术研究的新高潮提供学理及研究方法上的帮助，
高产学者、文化社会学的创立者雷蒙·威廉斯长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学、文化的关系研究。本书选取了1974年其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说和1982年发表于《伦敦书评》的文章《距离》，组题为《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近年来我国的电视新闻中，常采用以旧的甚至模拟的影象资料代替新闻现场的作法。在电视的市场化转型中，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难理解，但何以能被今天的电视观众接受，曾一度令我迷惑。在本书中，雷蒙·威廉斯以“距离文化”概念回答了这个问题。
爱荷华大学传播学教授里克·阿尔特曼，以性别理论、音乐、媒介音响研究而闻名，著有《美国电影音乐》、《影片／声音》等书。在本书的《电视／声音》一文中，他对美国电视的声道为维持美国电视特有的接受形态和产业实践而采用的标定、强调、声音解释、内部观众、声音进展等六种策略进行了分析。
马克·波斯特为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专于欧洲知识分子及文化史、批评理论、媒介研究。本书所选译的《鲍德里亚与电视广告———经济的语言》与其说是对鲍德里亚关于电视广告的研究进行传疏式阐释，不如说是作者对电视广告的意识形态意义的独到理解。
新闻要发挥社会凝聚功能，首先必须值得信赖。电视新闻产生至今，新闻在可信度的形式与价值观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电视新闻人物和可信度———对转换中新闻的反思》就协调新闻主客观模式构建中出现的转换和变化进行了探讨。作者玛格丽特·莫斯为美国加州大学电影与录像专业的副教授，教授新媒介理论及批评，她的研究视角极为广泛，从摇滚录影带、电子艺术到杂耍、健身运动，这使她在各领域的研究都有着广泛的视阈和理论根基，而不囿于媒介或艺术符号层面，也使其著述往往对相关研究都有启发意义。电视新闻并非其主要研究对象，但本文通过对电视新闻的话语、空间、主持人等基本元素和符号的分析以及对新闻转换功能的阐释，极具专业性地分析了主客观新闻模式与新闻可信度的关系，翻译也极为流畅。对于国内薄弱的电视新闻理论研究有直接的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此外，编者还选取了理查德·戴恩斯特的《形象／机器／形象：电视理论中的马克思与隐喻》、帕特里夏·梅伦坎普的《情景喜剧、女权主义及弗洛依德———格雷西和露西的话语》。前者将可能受电视操纵的经济用“机器”和“形象”两个概念加以规范，后者在对美国电视50年代播出的两部长电视剧《乔治·伯恩斯与格雷西》和《我爱露西》的分析中，解剖了电视将妇女禁锢于家中的种种策略。本书的作者多为以影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学者。这六篇文章，分别从文化形式、政治权力、心理情感、形象建构、声音图像等方面对电视的运作过程及电视的影响进行探讨，作为多种话语力量的共用空间，无论是电视新闻、情景喜剧，还是电视广告，电视的每一文本都是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交流、碰撞、斗争、妥协的产物，然若不对这每一种权力机制和话语力量进行一一指认，不对它们的策略进行剖析和审视，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这种认识便等同于零，一切的权力机制都会畅通无阻的将我们裹挟其中，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运作的被动者。
《电视与权力》所选文章并不艰涩，亦无过多的理论术语。对于没有太多学术基础的电视实践者来说，也不显艰深，多数文章如同大学讲堂文化研究课程的课堂记录，在日常生活中解析人为的、权力的运作。从书名可以看出，编者以电视的意识形态批评为主要理论架构，这也是吸引当下从理论者到实践者乃至权力机构研究者的立场，而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与开放性则对中国学术研究非此即彼的批评模式提出质疑。
与我们曾经见过的一些文化研究著述相比，本书所选文章不以梳理文化研究及其大家的相关理论为鹄的，而是对电视符号或文本进行具体分析。总的来说，本书更像是一本较为严谨的电视研究刊物对于电视与权力这一专题的译介专刊。理论的跨语境移置最忌简单化的机械搬用，想要从《电视与权力》中获取可直接用于中国电视媒介研究的诠释范本或解读策略是对书中理论的浪费，但书中的确给中国的学者提供了不少实用易学的文本分析方法。加之全书为论文汇编形式，更使研究主题多样化，而运用方法也颇具异质成分。
或许是编译者的疏忽，书中所选文献大多没有标明出处，同时也缺少原著者的基本介绍，对于这样的理论译介书籍，笔者以为是一个不小的疏忽，不仅对理解书中理论造成不便，也不利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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